疯狂的“老子养生”《老子》还原

来源：当家网  日期：2022/9/19 14:49:15   浏览次数：    我要收藏

疯狂的“老子养生”《老子》还原
   历代以来，尤其是近百年来，关于老子身世、老子及《老子》书之关系的探讨，众说纷纭，迷雾深锁，破解称难。老子恍兮惚兮的人生方式和学术方式，确实当得起孔子以“犹龙”来形容他，或如他对道体所描绘的那样：“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”。老子举重若轻地以其书开学派，看起来似乎偶然。他无意于凭束修收生徒，但他并未能门庭清静，天下熙熙，不少人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做了他的生徒。他的思想在人类思想中，如月光泻地，万里生辉，实在具有巨大的原型性质。也正因为他这份恍惚，这份看似偶然，这份智慧魅力，使得后世纷纷然把他的思想引向不同的方向，或者无为而治国，或者超然而遁世，或者虚静以随心，或者幻想以求仙，甚至或者在取与张歙之间以奇用兵。政书乎?心经乎?兵法乎?他的智慧何止博大，简直深不可测。又因为这份恍惚，这份看似偶然，这份智慧魅力，他的姓名、家世、著作杈，都被后世或者神化，或者随意攀附，或者书与人分离，把著作年代一再后推，议论纷纷，公案丛生。老子兮老子，从何而来，于何所止？
    一、史官身份与宇宙本体论的突破
    老子及其学派的产生，其实并非偶然，甚至也不见得有多么恍惚。只要回到春秋末世的历史环境和老子本人的生命过程，就会看到，恰恰是在这个历史关键点，恰恰是在老子这个关键人物的手中，道家的开创，打开了诸子纷起的潮流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原创高度发达，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中国思想方向和方式的因而属于全民族的“基本时代”。
    在这个思想原创即将开始的“基本时代”，历史选择了老子，实在是天造地设，得其人哉。老子既是“周守藏室之史”，以国家图书馆的规模，他的渊博就远非《庄子》所说的“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”所能比拟。他还是远近闻名的礼仪内行，引得远在鲁国的孔子也来向他问礼。史与礼，乃是上古知识的总汇。老子在双重知识总汇上的丰厚学识，使他能够以史的眼光透视古今之变化，以礼的序列分析社会之吉凶，从而在扬弃旧史观和突破旧礼制中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的本体超越性和宏观的历史审视力的思想体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。”老子实实在在是周王朝的一个史官。周朝的史官不限于记史事、掌典籍，同时也司祭礼、观天象、卜凶、吉凶、论兴亡，其中的出色者往往是学者兼智者。
    《老子》书的开章明义，虽然从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这种“玄之又玄”处入手，思考道与名、有与无这类形而上的问题，那是为了给他的全部学说建立一个本体论的制高点。但是作为一个王朝的史宫，他最初的思想出发点，是对现实政治的昏乱衰变与天道人道的关系，进行深刻的省思。他看到了“大道废”，“六亲（周朝封建诸国，多有亲缘关系）不和”，“国家昏乱”这类现实，以及用仁义、孝慈、忠臣来挽救的失效（十八章），因而动用史官“知天道”的职业思维习惯，追问天道何在，以历史的公正性原则质问人间规则的迷误：“天之道，其犹张弓与?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；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（七十七章）他站在在下者的立场，质疑维护在上者利益的社会规则，透露了某种平民主义的倾向。
    《老子》的原本，是主张无为政治，无为是《老子》关键词中的关键词。这有助于消解当时的强权政治、霸术、专制体制和极端干涉，包含着批判作用和精神疏导作用。他提供了一个天道标准，让人们评判历史和现实。什么是治理天下的正道?老子认为：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无名之朴，夫亦将不欲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”  （三十七章）老子还搬出“圣人”，说如是我闻圣人言：“我无为，而民白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”（五十七章）他强调一个“自”字，讲究自然而然，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采用此章的文字，以“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”概括作《老子列传》的宗旨，是值得深思的。
对于老子无为自化的政治原理构成极其严峻的挑战的，是当时愈演愈烈的部族、列国之间的战争。《老子》对战争性质、战争与道及器之关系持否定性看法，表明《老子》书绝非兵书，虽然其论兵的一些章节相当高明，其辩证法思想对于兵家也很有启发性。应该看到，孙武之道和老子之道，是两条“道”，老子不同于孙武以兵论兵，他是以史论兵的，因此他
这里的道是史官常说的天道。甚可注意的是，老子还讲了这么一句话：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。其事好还(一报还一报)。”因此，《老子》开宗明义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除了思量道的本体性之外，是否也包含着对同行史官满口言道，却使道变了味的行为的鄙弃呢？老子追求“道”返回它的本然的生命，返回它应有的崇高，他也就以道家的鼻祖而名世了。
    二、孔子问礼与礼的失落
    既然已经明白了老子的史官身份与他探求天道的关系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精通礼制与他的思想创造又有何种渊源?这个问题还需从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公案说起。《史记》除了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述“孔子之所严事”的师长，首列“于周则老子”之外，在《老子列传》和《孔子世家》中，两次比较详细地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。《老子列传》写道：
    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日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予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日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予，其犹龙邪！”这当是初见老子的情形，孔子正当想大有作为的壮年，还未及晚年的温润雍容，包括老子对他信而好古的调侃，都足见老子察人之深。老子的言谈，已露出著书时的思想萌芽，可见道德五千言的成书，乃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是多年思考的结果。与此有所分工的，是《孔子世家》与孔子见老子的成行和告辞：
   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：“请与孔子适周。”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，适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。辞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“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，窃仁人之号，送子以言，曰：‘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议人者也。博辩广大危其身者，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’”孔子自周反于鲁，弟子稍益进焉。
    老子临别的赠言讲的是道，而不是礼，可见其思想趋向。向有“周礼尽在鲁”之言。那么。孔子何以还要适周问礼呢，原因在于老子在礼仪礼制和博识明道上声名远播。
    老子在礼制上的博学，只要读一读《礼记·曾子问》就不难明白。孔子在这里三次转述“吾闻诸老聃日”，涉及天子国君丧礼程序和方式，鲁公伯禽对待三年之丧的态度，周公、史佚处置下殇的先例，孔子都是以恭敬态度引述的。尤其是孔子还回忆“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，及蝈，日有食之”，老聃指教他如何在日食时处理灵柩的行止进退，讲完故事后，孔子还加了一句“吾闻老聃云”，觉得这是令他开了眼界了。在汉以前的文献中，道家、儒家、史家，甚至碑刻画像，无不承认孔子曾经适周问礼于老聃。对此，人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忌讳和怀疑。
    《史记》是肯定孔子问礼于老聃的真实性的，并且把两大思想家的会面看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古佳话。但它留下一条软肋：没有交待清楚“问礼”的准确时间。《孔子世家》不仅误将“问礼”佳话放在“鲁昭公之二十年，而孔子盖三十矣”的前面，而且在概述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（公元前535，孔子17岁）的一段话时，又出了错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概述问题就更大：“孔子年十七，鲁大夫孟僖子病且死，诫其嗣懿子曰：‘孔丘，圣人之后……’及鳌子卒，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。”这就把孟僖子的死和他的两个儿子从孔子学礼，都搅在孔子十七岁的时候，其实此时南宫敬叔还没有出生呢。
    从《左传》到《史记》这些失考致误之处，被后世沿袭并且放大了。
    破解孔子适周时间之谜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：一是孔子有时间；二是南宫敬叔能够随行；三是据《礼记·曾子问》，这一年发生日食。经过仔细比对，能够完全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的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年份是：鲁昭公三十一年(公元前511年)，这一年孔子四十一岁，南宫敬叔二十岁。该年“十有二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”六年前，季氏与邱氏因斗鸡交恶，鲁昭公想趁机除掉季氏，却被三桓赶出鲁国，托庇于齐而居于边陲的郓、乾侯。孔子也因避鲁乱而适齐，当了高昭子的家臣。正在漂泊无定之际，孔子托南宫敬叔去请示流亡中的鲁昭公。“鲁君与之一乘车，两马，一竖子俱，适周问礼”。孔子名人，南宫敬叔是很好摆谱的鲁大夫，鲁君如果不是在长期流亡中，是不会吝啬到只赐予如此寒碜的车马和侍从的。鲁君
穷得还要仰仗齐、晋的周济，实在爱莫能助。老子临别赠言，告诫孔子莫议论人，“为人臣者毋以有己”，似乎有点针对孔子曾在他的面前发过牢骚。因此，考定孔子在鲁昭公三十一年（前511）适周问礼于老子，我们就知道孔子是在艰难中坚持钻研礼的，我们似乎走近了这两位大思想家。
    也许有人会问：《礼记·曾子问》中孔子所述老聃的言行，“其思想颇近于儒家，殊非诡言异论，如后世儒家之所非难者，且与《道德经》五千言大异其趣。”
    设身处地而言，当时社会已开始了礼崩乐坏的趋势，老子由于对礼的理解极深，他对礼的失效也感受极切，尤其对于以礼来装点太平、甚至粉饰恶行感到痛心疾首。如果说《道经》的首章，以道建立他的本体论的制高点，从而囊括全书五千言；那么《德经》首章（通行本三十八章）就是以德来审视仁、义、礼，尤其是礼等逐次下降的范畴。这两个首章，都应该
看作老子开始他的思想原创的始发的通道。为什么老子对他曾经精通的礼，如此恼火呢？因为他在追求道与德的精神方向的时候，深感礼是对这个精神方向的严重干扰。不是别的，而是思想的变迁，使老子痛斥“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”。史官的道在老子手中超越，礼官的礼在老子手中失落，老子感受到思想创造的“基本时代”即将到来，在反省自己史礼兼备的知识体系之时，走到了思想创造的最前沿。
    孔子问礼于老子，既然是先秦文献中言之凿凿的历史事件，为何后来变得疑窦丛生，难成定谳呢？一方面是由于史料混浊，错杂抵牾，给近世的疑古留下充足的话柄，遂成一个老大难的公案；二是孔学做大了，变成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，形成粗壮绵长的道统。中晚唐两宋以后就不再愿意把已是道家、道教之祖师的老聃，置于至圣先师之师的行列了。对此，太史公在开始独尊儒术之世，已有预感，他在作完老子传之后说：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，岂谓是邪？”疑古先生是非传统的，但他们非传统之时，有时也会不经意地走进传统所做成的局中，这就是历史常开的玩笑。
    三、老子的氏族与地缘文化基因
    在对老子这个思想者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创造契机进行考量的时候，我们早就涉及、而且早就想专门考察一下千百年来迷雾重重的老子身世了。影响最大的意见是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”苦县厉乡（又称赖乡）并非大都通衢，原属陈国，《礼记·曾子问》疏引《史记》作“老聃，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（缺人字）也”。陈国曾三度被楚国所灭，公元前598年，《左传》宣公十一年，楚庄王率诸侯灭陈建县，复封陈君。这大概在老子出生前。公元前534年，《左传》昭公八年，楚公子弃疾率师灭陈，设县。公元前478年，《左传》哀公十七年，楚惠王灭陈，建为陈县。陈国这两次灭亡，已在老子成年或谢世之后。陈亡之后，苦县归楚，但无论陈、楚，赖乡都
属边鄙之地。不容忽视的是，这片陈、楚边鄙之地，蕴藏着老子氏族的与地缘的文化基因。
    虽然岁月苍茫，但走进苦县厉（赖）乡，依然可以寻觅到老子的气息。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三郦道元难能可贵地为后世留下若干历史痕迹。所谓若干历史痕迹中极可值得注意者，一是赖乡城甚至相县城，都是“其城实中”，或者“卑小实中”，并没有高衙大衢，充其量是一个防御性的大堡垒。二是涡水、谷水在苦县、赖乡穿行盘绕，流水的季节性强，而且流经一些山谷，谷水大概因此得名。三是赖乡城以北有老子庙，再北是李母庙，都临涡水。而且老子庙只有李母庙伴随，不见李父的踪影，这是令人怪异的。地方风物透露的这三条，潜在地暗示着老子的身世，潜在地影响着老子的思想方式。
    我们应该如实地承认老子是不知有父的，他好像是天生的“老子”，而非“儿子”。但他是知有母的，李母庙就在老子庙的北面。我怀疑，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，才会如此。
    了解这一点，才可能解释何以在先秦诸子中，唯有《老子》带有母性生殖崇拜，又作何解释？六十一章：“大邦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这些话都语义双关，以神圣的生殖崇拜，转化出或发挥着致虚守静、以柔克刚的思想。吕思勉说：“《老子》书辞义甚古；又全书之义，女权皆优于男权，俱足证其时代之早。”当是有感于此。
    人们也许会问：春秋晚期中国已进入相当高度的文明进程，难道还存在母系部落吗？上古中国是一个多元共构的并非都是同步发展的文化体，恰恰相反，非均质、非同步是其突出的特点。周室及其分封诸国的中心地区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。而远离城邦的边鄙之地，则存在着明显的原始性，中央政权和邦国的力量相当虚薄，依然活跃着许多氏族、部落和部落联盟。在这些边远地区，就很可能存在着母系氏族，或母系氏族的遗风。
    再说，苦县赖乡所在的陈国，乃是周武王灭商后，封虞舜之裔妫满（即胡公）于古陈部落故地。妫满夫人，是文王元女大姬，因无子而祈祷得子，就相信巫鬼和巫风歌舞。陈地古俗，尚缺乏周公礼制的整理。在这种政治疲软的地方，母系氏族或其遗风得以延续，也是可以想象的。老子不仅汲取和转化了陈地的某些古民俗，将之作了哲理化的升华；而且他的述
学方式，也借用了陈国的典章文物。比如《老子》十一章：  “三十辐，共一彀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埏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陈字的金文，左如旌旗，右为高轮车，轮上的辐条和轴套是明显的。陈胡公妫满的父亲，据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，乃是周的陶正，因而和泥制陶之事，堪称陈人的看家本领。老子以车轮和陶艺为例子，谈论有与无的关系，尤其“无”的价值和作用。如此原创的思想，在他随手拈来的事例中，透露了陈人的潜意识。
    陈地的地理风物对老子影响至深者，一是谷，二是水。柔弱胜刚强，是老子最有标志性的发现之一，而最初启发他的莫非水，最好的喻体也莫非水。这个发现既可鼓舞弱者敢于坚持的勇气，又可告诫逞强者收敛其锋芒，还可涵养强大者游刃有余的处事谋略，成为各阶层的人们以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的思想源。高深莫测哉，老子智慧，他的发现对
中国人心理的渗透和模塑，谁也不应该低估。涡水、谷水虽小，它们滋生的哲学却功成而不居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。
    尽管陈国在现实政治上少见作为，但它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的多元，为老子的思想创造提供了独特多样的潜在因素，或氏族的与文化的基因。但是，老子要走出陈国的原始的闭塞，走入周朝的文化高端，然后才有可能使其氏族与文化基因遇上新的触媒，才有可能实现超越的创造，创造的超越。这是天才能否大成的规律所在。但老子是如何走出这一步的？材料几近空白，但若有可能，还应寻找这几近空白的意义。
    四、追踪老子从原始赖乡到文化洛阳
    遗憾的是，前代学者专注于辨论《老子》是否为老聃所作，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，因此对老聃从原始的苦县赖乡如何进入周都洛阳的生命历程，几无探讨。从秦汉以前的材料看，这段历程的材料极少，且带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成分。相对完整的一条材料，是《说苑》记述老子师从常枞：
    常枞有疾，老子往问焉，曰：“先生疾甚矣，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？”常枞曰：“子虽不问，吾将语子。”常枞曰：“过故乡而下车，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日：“过故乡而下车，非谓其不忘故耶？”常枞曰：“嘻！是已。”常枞曰：“过乔木而趋，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曰：“过乔木而趋，非谓其敬老耶？”常枞曰：“嘻！是已。”张其口而示老子曰：“吾舌存乎？”老子曰：“然！”“吾齿存乎？”老子曰：“亡！”常枞曰：“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曰：“夫舌之存也，岂非已其柔耶？齿之亡也，岂非以其刚耶？”常枞曰：“嘻！是已。天下之事已尽矣，无以复语子哉！”
    从行文脉络来看，这则对话也许发生在老子离乡不久，或离乡不远。因为讨论的是过故乡下车和见故乡乔木这类论题。这种桑梓情结，当存在于老子离乡未久。那么，常枞是谁？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“天文”类的这条著录值得注意：“常枞《日月星气》二十一卷。”所谓天文者，观天察象以窥天道，以预言人间吉凶祸福兴衰，在周朝，属于史官职责范围。宋王应麟《汉艺文志考证》卷九认为，常从即常枞，“老子师之”（颜师古语），“《说苑》常枞有疾，老子往问焉”。应该看到，老子之所以能够从苦县赖乡一个原始氏族的成员成长为士，并且能够到洛阳当守藏室史官，是与向常枞学天文，察吉凶，知祸福，有着深刻的关系。老子没有师从常枞这一步，是不会走向文明中心洛阳的。
    更应注意的，乃是常枞“示舌齿以言刚柔”这个哲学传奇。这个哲学传奇实在高妙，尽传一个高龄智者言道的神态，给人印象深刻。因此它就不可能一家独传。比如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四引《子思子》：“老莱子告子思曰：‘不见夫齿乎，虽坚固足以相靡，舌柔顺终以不敝。’子思日：‘吾不能为舌，故不能事君。’”《说苑·敬慎篇》记述叔向为韩平子说“刚与柔孰坚”，他说：“臣年八十矣，齿再堕而舌存。老聃有言曰：‘天下之至柔，驰骋乎天下之至坚。’”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老子问学于常枞之后，叔向的话明显受了常枞、老子的影响，谁又能肯定老菜子的话未受常枞、老子的启发呢？《老子》书青出于蓝，表现出更开阔的创造性，它把柔弱刚强之论与水联系起来，与生命的本源联系起来，与“道法自然”联系起来。他由此发现水之三德：柔弱胜刚强之德，处下而几于道之德，善利万物而不争之德。
    老子进入文化中心洛阳之前，问学悟道，似乎名气逐渐大起来，但他还窒居交通不便的小国。《淮南子》讲南荣畴南见老聃故事的目的，是为了说明“名可务立，功可强成，故君子积志委正，以趣明师，励节亢高，以绝世俗”。其中有一个理由，“夫瘠地之民多有心力者，劳也；沃地之民多不才者，饶也。由此观之，知人无务，不若愚而好学。”老聃和南荣畴成了瘠地之民拜访明师、励志成才的典型。他们所处之地，当然不是养尊处优，而是贫穷而思发奋的地方。
    洛阳可以说是老子的第二故乡，文化故乡。当一个学者或智者，既拥有原始故乡的精神基因，使之萌发最初的原创冲动，又拥有文化故乡，给他提供开阔而丰厚的文化对话的空间，在质素异异同同的文化成分不断的碰撞、交融、深化中，思想的原创便有可能大成。老子说：“大器晚成。”实际上包含着他拥有原始故乡、又拥有文化故乡之后，对思想创造之道穿过恍兮惚兮的迷茫后的彻悟。他在洛阳的国家图书馆中可以接触丰富的典籍，以及使用这些典籍的高级±人。作为史官，他必须熟悉各种礼制礼仪，并把这些礼制礼仪和自己氏族的原始礼制礼仪，以及陈国据说是舜帝流传下来的古礼制礼仪相互比较参验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思想发酵和升华的过程。进入过程的思想是活的，有生命的。在洛阳文化中心，老子可以汲取许多高端的文化智慧，对此可以从孔子在洛阳的一次不期而遇中推导而知。《说苑·敬慎篇》记载：
    孔子之周，观于太庙。有金人焉，三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“古之慎言人也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；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乐必戒，无行所悔。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；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；勿谓何残，其祸将然；勿谓莫闻，天妖伺人。荧荧不灭，炎炎奈何；涓涓不壅，将成江河；绵绵不绝，将成网罗；青青不伐，将寻斧柯。诚不能慎之，祸之根也；日是何伤，祸之门也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。盗怨主人，民害其贵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，故后之、下之，使人慕之。执雌持下，莫能与之争者。人皆趋彼，我独守此；众人惑惑，我独不徙；内藏我知，不与人论技；我虽尊高，人莫我害。夫江河长百谷者，以其卑下也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”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记之！此言虽鄙，而中事情。诗曰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行身如此，岂以口遇祸哉！”
    这里的《金人铭》的语言形式，可以上溯《大戴礼记》卷六《武王践祚篇》。《金人铭》乃是周初的王朝遗训与东周时期的士人思想相混合的产物。究竟老子是否参与铭文的拟定，无从考证。如果他参与了，那么就可以推定，在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时候，老子已经开始了他后来著述五千言的思考。也就是说，《老子》不能认为是老聃出关时一挥而就的急就章。
    《金人铭》的思想，起码有三点与《老子》相通。一是“慎言”。二是“卑下”。三是“守雌”。此外，铭文中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，与《老子》四十二章中句子完全相同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应该说，孔子适周问礼时期，以精于礼史官而名闻遐迩的老子，是有资格和方便参与铭文的拟定的，但是，他参与了没有？我们只知道，由于与《老子》思想相契合，甚至用语相同或相近的一些文字的掺入，这篇铭文的前半截与王朝器物铭文相近，后半截则似乎在宣传与《老子》提倡的“不争之德”相似的思想了。这种怪异现象的存在，实在值得人们寻思。